认罪认罚+认赔公益诉讼办案新理念催生新模式

既要赔偿损失,又不“一赔了之” 认罪认罚+认赔:公益诉讼办案新理念催生新模式

202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就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专门作了报告。这项在新时代应运而生的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同样年轻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碰撞,又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中国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又符合速裁程序条件,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从审查起诉到判决最长办案期限仅20天。若对该类案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仅公告程序便需30天。刑、民同步,则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落空;刑、民分离,则出现法院开庭两次、被告人出庭两次的情形,简单案件又会落入繁复的程序中。

王利明认为,传统民法存在着“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而人格权法单独成编恰好弥补这一缺陷,且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是充分保障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保护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需要。

2019年9月,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检察院受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何某、王某在固城湖水域采取电瓶电捕的方式非法捕捞各种鱼类48条,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和速裁程序办理,因为何某、王某的行为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检察机关依法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与王利明经常做伴的是在宗教学与中国哲学领域“双耕”不辍的学界泰斗方立天教授。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他俩还在阅览室看书,最后是被馆员催着离开的。王利明表示,“就是在那个时期,每天阅览大量的书籍,加上有问题就向佟老师请教,把民法功底打好,打扎实了”。

孙壮志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均遭受疫情的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抗疫合作举措,有助于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尽快走出疫情,加快实现复工复产。

比如,在人格权编中到底要规定哪些具体类型的人格权,对这个问题王利明他们就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涉及要不要写一个一般人格权条款,“当时就有讨论”。再如,荣誉权,到底属于人格权还是属于身份权。

早在1997年,《法学前言》(第一辑)即刊发了一篇王利明关于侵权责任的论文――《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学习民法的条件阙如。王利明回忆,“当时的民法学可以说是一片荒芜的园地,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为何物,连一本像样的教材也寻找不到”。

新华社记者潘洁、成欣、孙楠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上合组织应何去何从?

2001年1月11日,第4次民法典立法工作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给王利明课题组分配的任务是完成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回到学校,王利明就召集在京的课题组成员王轶、梅夏英等人,赶赴山东莱州与郭明瑞、房绍坤等人商讨专家建议稿。

王利明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决定――据统计,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案件达98万多件;2008年上升为103万多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时机成熟”:自民法通则颁布后,经过20多年司法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熟经验,加上我国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有了长足进展,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学者对国内外侵权法立法、司法和理论成果都比较了解。

黄骅市检察院经过专题研究,综合案件各方情况,决定如果该公司先行出资对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将建议法院对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同时,由于涉及民营企业,对于企业面临的困难将依法给予保护和支持。张某很感动,积极行动,聘请治理公司及时对污染的地表进行了修复。目前,被污染地块已经修复如初,企业也平稳发展。

在王利明眼里,导师佟柔总是戴着一顶前进式鸭舌帽,穿着藏青色中式对襟上衣。走进教室后,佟老师总是把讲义放在讲台后,摘下帽子,露出一头稀疏的银发。然后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当年12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一个侵权责任法颁布的学术研讨会。梁慧星教授也应邀参加,他在会上说,“一个(王)胜明(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一个(王)利明,侵权责任法就出来了”。

王利明走上研习民法这条路却还有些偶然。1960年2月,王利明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镇。15岁时,王利明从沔城中学高中毕业,成为一名插队知青。因为成绩优秀,王利明在插队的农村当了小学代课老师。

王利明认为,在民法传统的历史中将侵权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将其归属于债法之中,且极少受质疑。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已使侵权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厘清侵权法与债法的规则,使侵权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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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说,人生最大快乐是看到民法典问世。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初期,最高检就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把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实践,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双赢。

刑事追责使二人认识到非法电鱼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但深层次危害他们并不清晰。讯问中,检察官告诉他们电捕鱼不仅是单纯鱼种数量的减少,而且电击会使其丧失繁殖能力,进而对渔业资源与水域食物链产生危害。其间,检察官还将二人可能面临的公益诉讼法律后果予以释明。

“当前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为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2020年10月20日,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在河南郑州开展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集中调研。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检察院在经验交流中,专门介绍了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做法: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且构成刑事犯罪的,检察机关为责令当事人修复被破坏的农用地,提前介入,在公安机关的侦查环节就主动讯问犯罪嫌疑人,对于愿意修复的,将主动修复行为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起来,促使其主动采取修复措施,并且愿意接受修复监督和鉴定。这样做先后修复多处地块,面积累计达百余亩,使被毁坏的耕地在诉前就已完成修复,达到修复标准,快速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耕地资源。

20世纪90年代初,王利明提出了我国民法典应以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的规定为依据和基础,以独立成编的形式制定和发展我国的人格权法。

但这并不是王利明走上民法之路的开端,王利明回忆,他的大学生涯有一半时间花在了心仪的文学上,憧憬自己能够当一名作家。“头两年,我确实是在法律学习上花的功夫不够。开始考试成绩也都不是太好,在班上是一般的水平”。

王利明回忆,当时与梁慧星(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私交甚笃。他与梁慧星(第一作者)还合著了一本《经济法的理论问题》(1986年8月1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重大国内政治议程”“严防‘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畅通区域经济循环”“支持本组织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

2009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除人格权外,侵权责任问题是王利明近年来重点关注的另一个民法领域。

2017年末至2018年初,凤城市某石灰石公司法人代表佟某在未办理林地征占手续的情况下,安排公司挖掘机对一采矿区扒山皮平整,致使山体裸露。2019年底,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一番调查核实后发现,被毁坏的林地为灌木林,都是一些小树和灌木,是该公司承包的。为生产经营需要,在未取得占用林地许可的情况下,先行作业,后续办理相关手续,虽被林业站发现制止,但仍导致17.1亩林地被毁坏,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在全球大灾疫和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主席1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四个“共同体”重大倡议,为上合组织下阶段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还就深化上合组织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提出一系列倡议,进一步指明合作路径。

来到人大,王利明经常去人大的一个孤本阅览室。“接触了一批朝阳大学(人大法学院前身)的法律书,大概有几千册,基本上没人看,上面都是一层泥灰。我从早到晚就在那个阅览室里,把这几千册书绝大多数都看完了。”

起草专家建议稿意味着必须要写成具体的条文。然而,摆在王利明他们面前的是,并没有任何依据、参考材料。“几乎是所有条文的设计,大家都要通过分析案例,查找比较法资料,从头开始,可以说这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王轶说。

因二人捕捞数量较少,渔政部门认定其产生的损害并不大,检察官在讯问时积极引导他们在自愿认罪认罚的同时主动就修复生态环境“认赔”。终于认识到电捕鱼危害性的何某、王某均表示愿意“认赔”。检察官为保障其权益,专门邀请了法律援助律师到场,共同签署了《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结书》。

——“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

眼前这位法学大家,除参与编纂了《民法典》,此前还参与了《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及修订工作。但王利明在面对相机时,还是显得有些拘谨,说话声音也略显低沉。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温世扬教授评价王利明“宽容敦厚,平和内敛”。

1977年,时年17岁的王利明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在中学老师的建议下,王利明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

——“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上合组织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未来,奉行多边主义的上合组织也必将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贡献更重要的力量。”邓浩说。

“你自己该负的责任绝不能推脱逃避,该认罪的要认罪,同时要拿出自己认罪的实际行动来,将受到污染损害的环境修复治理好。”办案检察官因势利导,张某看到了希望,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自己认罪认罚,同时请求检察机关对他的公司给予合法保护。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啸教授介绍,王利明是全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编纂的专家,但他从来没有对外宣称自己是《民法典》起草人。

王轶回忆道,他对这句话记忆非常深刻。因为这是业内权威对王利明在侵权责任法起草中间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代所长李自国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明年在重庆举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未来3年为各方提供600名青年交流名额等,既着眼长远,又务实可行,受到各方广泛好评。

随后的庭审中,法院增加了一项耗时2分钟的“确认‘认赔’”环节。经再次确认,2人当庭缴纳了渔业资源修复费用至农业农村局专门账户,该账户中的所有资金均用于固城湖水域每年的增殖放流活动。当日,该案宣判,何某、王某的“认赔”事项在刑事判决书中予以记载,检察官对判决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后作出结案处理。至此,一起轻微损害的环境资源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6天时间内顺利办结。

“这四个‘共同体’进一步丰富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为当下及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极大提振了各国对本组织发展的信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说。

彼时,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民法,不过是一些有关婚姻、财产继承、损害赔偿的政策规定。“1981年初,我在准备报考研究生时,仍然找不到一本民法书”,王利明说。

2020年6月12日,凤城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从轻处理,判处被告企业罚金10万元;企业法定代表人佟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判令企业十日内将毁损林地恢复。

倡导多边主义 彰显上合组织“建设性力量”

——“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

王利明着黑西装、红领带、白衬衫,配藏青色西裤,皮鞋。这身打扮是因为他要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一场会议。王利明的几位学生介绍,他平时不会打领带,虽然也是衬衫、西裤,但主要还是得穿着舒适,而且总是穿着看上去几乎一样的行头,有时衣服上的褶皱痕迹明显。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龚正杨

高淳区检察院对近年来办理的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进行梳理后发现,90%以上系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依法可以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但因案值小、鉴定费高、程序流转时间长,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难以平衡。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11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由王利明主持编纂的专家建议稿基础上起草了《民法人格权编 (草案)》(室内稿)(即全国人大法工委内部的草案)。2018年3月15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了《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

孙壮志说,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倡导“多边主义”和强调“本国优先”两种力量相互博弈,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通过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表明中国立场,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你如何看待法学家的匠人精神?

当时他们找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宾馆。因为快过春节了,宾馆里没什么住客,就是他们课题组人员。王轶回忆说,“我跟梅夏英住一个房间,我们两个都喜欢睡懒觉,但王老师一般早上6点多不到7点就来敲我们的房门,督促大家赶紧起来工作”。

刚进入大四时,王利明在教国际私法的张仲伯老师那里看到一本油印的《民法概论》。主编此书的正是中国人民大学佟柔教授。佟柔被称为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日本法学家将其称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法学家称他是“中国民法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上合组织成立19年来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得益于该组织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上海精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合组织各方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这也是‘上海精神’在当前抗疫背景下的最新诠释。”

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2015年10月24日,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在海南大学举行年会预备会暨常务理事会。一位参加了会议的学生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王利明当时有一句话是说,人格权独立成编方案可不可行,他都可以接受,这确实是一个学术问题。

1981年,王利明通过了人大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成为佟柔的研究生。

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审议通过,人格权编位于第四编。

王利明依然保持着早上六点多起床,七点左右到校,处理完各种行政事务,就看看书、写写东西的习惯。王利明表示,卸下行政岗位工作后,他就要全力从事教学工作,多培养几个优秀的学生。

王利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需要完善的就是人格权编应置于民法典第二编,也是分编第一编(现“物权”编位置),这样在编排体系上更加合理。

凡是涉及检察职权的改革探索都必须加强风险防控,一开始就做到规范、做成规范。正如张军检察长在专项报告中强调的,“提高控辩协商的透明度、公信度”“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度”。

8月19日,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广场。

适用认罪认罚的公益诉讼案件,是不是“一赔了事”?破坏公益林的企业签署了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还缴纳了罚金,是不是就不用修复林子了?辽宁省凤城市检察院的两份起诉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份是追究涉案单位及个人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责任的起诉书;另一份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诉请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单位将毁损的林地恢复种植条件。

2007年3月,《物权法》正式出台。随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就成为中国构筑民法典的首要任务。王利明全程参与了《侵权责任法》的制订。在2008年12月,侵权责任法二审稿进入立法机关视野并提速。

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

此次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宣言和二战胜利75周年声明中阐明一致立场,呼吁构建更具代表性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主张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

那年,王利明进行博士答辩,已身患肺癌的佟柔忍受剧痛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答辩。王利明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在佟柔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还不断指导王利明,勉励他不论在今后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定地在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

1990年2月,王利明研修结束。回国前,他做了两件事:利用积攒的生活费买了3箱英文书籍,回国后送给系资料室;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用英文作了一次报告,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绩,增进了参加会议的美国学者和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了解到该情况后,办案检察官向嫌疑人详细讲解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要求其正确对待本案,并表示,涉及公司的合法利益,检察机关将会予以充分考虑和保护。

既然是企业承包的林地,虽然没有办手续,构成犯罪,但承担了刑事责任,是不是就不用修复被破坏的林地了?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被破坏的林种为地方公益林,且为防护林种,是为了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减少污染所经营的天然林,对于防御自然灾害、保护生产、改善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该企业的占地行为不仅触犯了刑事法律,要负刑事责任,还侵害了公共利益,要承担修复该片林地的责任。

该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对此没有异议,表示认罪服法,并在法院审理期间,已经着手对被损毁林地进行恢复性种植。之后,检察官还将联合林业部门对企业恢复林地情况进行跟踪验收。

提出中国倡议 为上合组织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同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反弹、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加强各国联防联控,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中方倡议成员国疾控中心设立热线联系,继续办好本组织传统医学论坛,承诺愿积极考虑本组织国家疫苗需求。

考虑到该公司作为本地民营企业,过往信誉良好,且认罪态度较好,为促进疫情期间企业能早日复工复产,办案检察官及时联系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明确告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同时考虑到该企业所在地是凤城市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人员进出不便,他们便多次通过电话对认罪认罚的刑期、罚金等事宜进行沟通,最终企业顺利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于是,有了第一份追究该单位及其法人的刑事责任的起诉书。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倡导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重申中国对多边主义的郑重承诺,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同时也为上合组织更好发挥国际作用指明了方向。

然而,仅有这份追究刑事责任的起诉书,不足以保证该企业恢复林地。因为法院刑事判决里虽然有罚金,但没有保障恢复林地的相关事项。检察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应当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涉案单位和个人认罪认罚当从宽则从宽,损害公共利益该附加起诉就附加起诉。于是,该院又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企业恢复损毁林地的种植条件。

不过,推动人格权落笔成文并非易事。王利明的博士生、现人大副校长王轶回忆,1996年他读王利明的博士时,正赶上司法部要编写一系列法学教材,王利明力主要有一本单独的人格权教材和侵权法的教材,但可供借鉴的素材很少,所以王利明在讲课过程中就注重去搜集,分析案例,最后汇编成教材。“这是开先河的教材”。

“如果检察机关不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直接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可能会引发在法律法规授权之外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加重其义务的问题。同时,存在确保赔偿损失符合客观公正要求的程序保障问题。”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也曾这样警示。

用规范和公开透明的程序,依法确定“认赔”的内容,确保具体的数额标准、履行方式等公正、合理,能够达到与起诉判决完全相同的效果,保障公益赔偿修复的效果不因“认赔”而打折,增强公益诉讼的公信力。同时,应当充分考虑民事赔偿诉求的可执行性,确保“认赔”或者其他生态修复承诺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让我们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精诚合作、砥砺前行,推动本组织得到更大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现如今,民法典也已出台。已届60岁的王利明表示,尽管在他有生之年推动民法典出台了,但在他研习民法的过程中有一大遗憾,就是此前出版的13卷、1000多万字个人系列民法研究著作“感觉还是有很多问题”。接下来他要弥补这个遗憾――对这些著作进行全面修改。

1989年2月,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进修,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领域的问题,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英文资料。“也为王老师后来力推侵权责任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利明硕博学生程啸说。

2018年8月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6个分编的排序依次是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在公益诉讼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对接中,检察机关不能替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即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与赔偿义务人开展赔偿磋商。绝不能落入“花钱买刑”的陷阱。检察机关提出的“认赔”数额,应当充分听取行政机关的专业意见,经过科学高效的鉴定评估,确保获得庭审采纳、社会认可,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听证。

刚开始,犯罪嫌疑人张某拒不供述,意图将责任全部推卸给副总经理郭某。经过多次讯问和了解,张某说出了实情:“公司几十名工人,投资了好几千万,业务前景非常看好,如果将来被判刑入狱,公司将无人管理,势必要倒闭破产,投资的几千万不但要全部赔进去,也会使工人全部下岗。”

从憧憬当作家改为研习民法

王轶表示,王利明的这篇文章称得上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在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恢复性司法的功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相关单位通过补植复绿、土地垦复、增殖放流以及复绿管护、替代性修复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全力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全力挽救生命是当务之急。”

对于情节轻微的环境污染案件,在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的条件下,检察机关也可以视情作出不起诉决定。比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覃某,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主动缴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120余万元,当地检察机关依法对覃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作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经历了19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现已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王利明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便提出向张仲伯老师借阅此书,但张老师告诉他备课还要用,只答应借三天。王利明当晚熬夜读完了此书,但仍觉得不过瘾,“我拿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挑灯三天之后,终于将这本约10万字的小册子从头至尾抄了下来”。

如何兼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高淳区检察院创新采用“认罪认罚认赔”诉前督改办案新模式。针对此案,该院在受理环节便启动“一案双移送”机制,刑事、民事检察官同步介入,两部门检察官着手同步阅卷、分别审查、同步提审。

王利明说,在他的法学研究历程中,2007年以前对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合同法倾注的精力是非常多的。但对人格权一直抱有深厚的兴趣,学术观察和思考也始终与此相伴。

弘扬“上海精神” 强化上合组织发展思想引领

正是这本《民法概论》,王利明决心“拜师”佟柔研习民法。

在佟柔的悉心指导下,王利明开始撰写法学论文,并在民法学理论的前沿问题不断有收获。硕士毕业后没多久,王利明便在导师佟柔的指导下与郭明瑞(现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等人合作撰写了《民法新论》(上、下册)。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睦邻友好必将超越以邻为壑,互利合作必将取代零和博弈,多边主义必将战胜单边主义。”

对这一“认罪认罚认赔”诉前督改办案新模式,当事人均表示“省时省事省力”,当地农业部门、法院也对该模式带来的积极效应纷纷点赞,取得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效果。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王利明教授现在的主要工作也由负责编纂转向宣讲。“使民法典能够按总书记的指示走到群众身边,帮助大家掌握、理解民法典”,王利明说。

2019年,河北省黄骅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废酸泄漏事故案。某公司负责人张某、郭某在明知对方没有危险废物处置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将废硫酸2000余吨交由王某、秦某运走处置。后因操作不当,致使储罐内的60余吨废硫酸泄漏至地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在是否独立人格权编的问题上,王利明独立成编的主张遇到了强烈的反对。以致一度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一定会独立成编。